那是一群流浪的自由茨冈

忘记是哪个人说文明之间从根本上是不能互相理解的，若干年后地球另一边，有人写了，不，东摘西抄了一本《想象的异邦》。

这不是重点，抄袭与否并不影响那位作者对这个题目的理解。这件事的动人之处在于钉在人声鼎沸之中的寂寞，也在于寂寞以外的声音。那些互不理解的文明乃是在巴别塔倒后民族语言出现时，用误读建立的藩篱所致，但这两个文明里却有吉光片羽的思绪传达到对方那里，于是时隔百十年地跨万里，两个生年不曾谋面之人理解了对方的思维，亦即其心灵。

民族语言在日常和情感的领域把人类这个相同的物种造作出千百种同分异构体，那就是巴别塔的隐喻，但是逻辑语言举世通用，这让那些掌握此门语言的人们能够通过它的声音，跨越巴别塔的废墟再度牵起手来。

我为什么坚持用逻辑说话呢，这种行为会引发日常生活中的笑点，那些目光真纯的学者们正是因此遭到普通人的嘲讽，那些思想者们被冠以不解风情的名目。然而比起在这热烈却互相误解的世界里辗转悱恻，在静寂里真正地互相理解才是更能温暖人心的。那是爱的基础，萨特和波伏瓦每每使用“我们”作为句首，这多么怪诞，但比起这个“他人就是地狱”的世界，这又多么幸福。

所以当我们身处不同的频道，某种酸苦就乘夜袭来。它在通俗的爱情小说里从来没有被描写过，它不属于依恋、怨嫉、怆然若失、求之不得，如此种种人们熟知的情感，描述它需要把词句编织成一种独特的形式，而我这颗不善讲述爱情故事的大脑编出了一则论文，请你见笑。

孤立一种彻骨的寒冷，比任何皮相上的生离死别都更有穿透力。那些古代先贤们坐在无人探访的窗前写下永世流传的著作，以期千百年后有人探访，否则他们就死去。古埃及人把生命寄托在莎草纸面上，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墨迹能够保存千万年。但是把生命的延续寄望于后世知己的做法并不足以解决所有关于死亡的惶恐，亚历山大城的图书会被兵火湮灭，而今天我们面对汉谟拉比石碑，已经读不懂其上的楔形文字了。

那些文明因而无法被理解，于是死去。

在生与死的意义上，文明这个词其实跟人的个体有着某种同构性。我所感知的酸苦正与面对那些在我脚前以残骸的形式存在，却无法得知其心灵的文明所感受到的冷意相同。一位贤人在伏案写下他的精神时，并无法得知它能够保存到什么时候，是否有后来者从卷帙浩繁当中把它抽出、仔细摩挲并咀嚼。书本所寄托的是一种单向的爱意，而它也许永无回音。因此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让一个人毕生沉于著述呢，而那又需要多么深刻的孤独，才能让一个鲜活的人一意孤行地把激情投注于身后惘惘的世界。

而不去拥抱同生于世的知己，像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萨特和波伏瓦那样。

他们在巴别塔倒塌后的重新找到了通天之路，那一刻他们就被自己所救赎，通往上帝并不存在的极乐世界。

而留在地上的人对此有多么神往，那些使用逻辑的人双双携手，跳出了一般语言画在人间的轮回。我有多么希冀，在巴别塔倒塌时不被它尘上的灰烟窒息，在被上帝宣告永不相通之时依然能够用智慧的语言与你呢喃，让身旁仍有与我鼻息相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