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群流浪的自由茨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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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狱中笔记·菩提树（by Heinz Galland）

昨天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变成一头美洲狮，它绕着一棵青绿的树走了好多圈，最后挨了上去。美洲狮睡着了，醒来时我觉得好像得到了双份的睡眠。

我在放风时看到了伊利亚斯。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围墙的边沿，那上面浅浅地浮着一些黑色，是巴伐利亚另一侧的山脉。伊利亚斯对着它们发呆了很久，和以前痞痞的样子不同，他站得很直，让我回忆起梦里的那棵树。

我发现它是一棵菩提树，从前伊利亚斯家的窗下，有很多这样的树。那条街的名字也以这些树来命名。它在柏林，在我们离开大学，开始为帝国工作的地方。

那时我们23岁，我从警卫旗调至安全局[1]，伊利亚斯在《先锋报》当记者，我的另一位好友埃尔文也在领袖先生[2]的私人部找了份写书的差事。我刚刚脱离集体开始独立生活，此前是在那个高喊口号以及抬臂礼、几乎与世隔绝的警卫旗兵营里过的。柏林对我而言过于纷繁，擦肩而过的路人的脸都像雕像一样，有时我会因为晚餐吃什么之类的小事而徘徊上好一阵子，大约那也是一种较浅层的孤独。

是否正因如此，我总是到伊利亚斯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家里蹭吃住？“在柏林最繁华的林荫大道上，菩提树沉默的影子加重了它不肯投入喧嚣的孤独。”这是埃尔文说的，我写不出这种句子。反正，在伊利亚斯的家里我们聚众吃喝玩乐，三个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一起，打发下班后和晚睡前的时光。

今天我们已经33岁了。当我坐在兰斯贝格监狱的开阔地上看天的时候，会想起柏林的天际线从来不曾这样空无一物。那里有林立的楼宇，清晨时在斜射的阳光下显出灰黑坚硬的轮廓，而傍晚的街灯映照人影和车流，他们往来如织。当我回想起这一切，笔下就难得的流畅起来。或许是因为那些真正经历过、体会过的东西，会成为思维的一部分。

在这些思维里，有我的菩提树。我记得它们夏天时叶子沙沙的响声，推开南向的窗户，树木的味道飘进来，窗台下满眼的绿色。阳光越过柏林坑洼不平的天际线照在脸上，暑热的风把衣领吹开。我是多久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记下了这些味道？后来我很少再到伊利亚斯的家里和朋友们相聚，保密工作会让人在交谈中有诸多避讳，渐次就找不到话题。我变得越来越像个秘密警察。

再后来我去了东部，回到柏林，奔向莱茵，在44和45年战局最坏的时候，以中层军官的身份去为本该由高级将领们操心的事情而奔走[3]。德国的命运就像我们这些被判了刑的人的命运，在战火中每一个日耳曼的城市都燃烧过，当火焰熄灭的时候，帝国覆灭，我们以罪犯的身份等待不名誉的绞刑。

我们是罪大恶极之人，罪行掩盖了我们的年轻，憎恨我们的人只记得我们做错了事，而不是镣铐中的身体骨骼挺拔。托他们的福，今天我又能以海因茨·加兰而不是SD情报官的身份，坐在地上，呆呆怔怔地回想它们接近圆形的青绿色的叶子了。在每天雷同的牢狱生活中，我变得像个天生天养的动物，只关心吃饭睡觉和放风。然而我对此感到惬意，这丝毫不是幻想主义，更不是忏悔后的轻松，从最初到现在我都是个纳粹分子，从最初到现在我也都喜爱年轻时度过的时光，两者都不需要借口。

于是我能够毫无愧疚之心地坐在空地上，畅想着监狱里从不存在的自由的树木。23岁时我每天都在这些树下走来走去，现在我已时日无多。十年光阴在未曾褪色的记忆之下恍如昨天，我记得那些树龄很小的菩提树是怎样站在伊利亚斯家的窗下，在喧嚣的柏林城中，窗外无边的楼房仿佛帝国的缩影。那时和现在我都一回头就能看见伊利亚斯，我年轻时的朋友。他和我一样死期将至，但是当我们穿着死囚的衣服，向兰斯贝格空洞的天空伸出手时，那些时光仿佛会在指缝间重新流淌而过。

1948年11月9日

[1] 那时还没有这个机构名称，但是秘密警察和安全处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2] 时至今日我私下里仍习惯如此称呼希姆莱，在当时和现在这都是一种戏谑的语气，当然这在战犯法庭上会让我被视为死硬的纳粹分子，对此我也不否认。

[3] 那阵子有一拨的中层军官被迅速提拔，比如派普、斯科尔兹尼、盖伦。其原因并不全是因为高层将领的战死，而是因为相当多的人都忙于把自己向西方卖个好价钱。